《太阳报》最新透露，真人秀明星克洛伊-古德曼因其妹妹劳琳“掩盖”了与凯尔-沃克的第二次婚外情而闹翻，两人至今仍未和解。

克洛伊-古德曼是真人秀明星，她的妹妹劳琳是沃克的情人，她日前在《太阳报》的采访中透露了自己和妹妹之间的矛盾和争吵，甚至因为劳琳与沃克的关系导致她未能邀请妹妹参加自己的婚礼。

在《太阳报》的一次独家采访中，克洛伊讲述了这场争执如何导致她最终没有邀请劳琳参加她梦想中的婚礼，并声称自己对她的事情一无所知，一直被蒙在鼓里。

她表示，直到劳琳打电话告诉她自己怀孕了，她才知道曼城后卫沃克一直在背地里与劳琳有染。

克洛伊说：“我认为这不是原谅的问题，而是时机的问题，我还没准备好坐下来和她谈这件事。

“我觉得我会情绪激动和愤怒，可能会说出一些我会后悔的话。”

此前，克洛伊被告知，网红劳琳恢复与34岁的沃克联系只是为了让他能在妻子安妮不知情的情况下见到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凯罗。

但克洛伊说：“当我发现劳琳第二次怀孕时，我感到震惊，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已经重燃旧情。

“我知道凯尔一直在私下见凯罗，我很高兴，因为所有的孩子都应该有父亲在身边。”

“我没有问他是否重新和我妹妹在一起，因为我以为什么都没发生。”

“劳琳也没有告诉我。我对她说，‘我现在对你和凯尔没有任何同情心了。’

“这就是我们关系开始变得紧张的起点。”

现年31岁的克洛伊一直在努力确保她的孩子——四岁的艾拉和两岁的哈德森——与他们的表兄妹保持联系，同时也在努力保护自己的家庭。

但今天她透露，当她看到劳琳和她的儿子飞往德国参加六月的欧洲杯比赛时，她对他们的安全表示担忧，四岁的凯罗穿着他爸爸最喜欢的2号球衣。她此前还与劳琳争论了一件事，去年圣诞节时劳琳在想办法告知沃克妻子安妮一件事，她女儿基娜拉的父亲的是她的丈夫沃克。

劳琳发给安妮的短信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言语战争，克洛伊和劳琳在社交媒体上都受到了大量恶意攻击。

今年六月，她决定取消妹妹参加她在葡萄牙与斯温顿镇足球运动员格兰特-霍尔婚礼的邀请。

劳琳本来会是她的伴娘，她的孩子们也会成为花童和捧花童，但自那以后，姐妹俩就没有再讨论过这件事。

克洛伊接受这次采访是为了澄清她们之间的误会，并呼吁沃克，他与安妮也有四个孩子，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这位两个孩子的母亲克洛伊说：“凯尔一直保持沉默，让两个女人互相争斗——人们总是喜欢责怪女人。但带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是双方的责任。”

“凯尔和劳琳都是成年人。他们都做了选择，他们都应该为此负责。事实是，安妮、凯尔和劳琳都选择了处于这种境地。”

“我的姐姐住在我家附近，每当我妈妈建议我带孩子去她家时，我们就会见面。”

“但自从她在节礼日告诉安妮关于基纳拉的事情后，我们就没怎么说过话，因为我不认同那样做。”

“我们的关系因为所有的针锋相对和她的行为而变得紧张。”

“我坚持我的决定，因为我不认为婚礼是适合凯罗和基纳拉的地方，我会在他们长大后向他们解释这一点。”

克洛伊与沃克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她18岁时在伦敦夜店当模特的时候。她成了这位足球运动员朋友圈的一部分，并把他介绍给了劳琳。

2019年，沃克被指控与《海滩之星》劳拉-布朗有染，被赶出了他在柴郡价值350万英镑的豪宅。

克洛伊说：“我知道在安妮把凯尔赶出家门时，劳琳作为朋友在他身边，这让他们变得更亲近。”

“但直到劳琳打电话告诉我她怀了凯罗的孩子，我才知道他们已经不仅仅是朋友关系。”

“我问，‘孩子的父亲是谁？’她告诉我是凯尔，我当时非常震惊。然而，当消息沉淀下来后，我很高兴。”

“所有的孩子都值得被庆祝，凯罗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宝宝。”

“劳琳在这一点上没有做错任何事。凯尔当时是单身，她在他困难时期帮助了他，然后有了一个孩子。”

“凯尔最终回到了安妮身边，这是可以预料的，因为他们在一起很久了，事情平静了一段时间。”

“2019年，格兰特向我求婚，我们开始计划2022年的婚礼。”

“我们是一个紧密的家庭，我请劳琳做我的伴娘。但在婚礼前的准备过程中，我们关系并不好。”

“就像有一个永远不听你建议的朋友，你必须承受后果。”

“我最终意识到我必须自私一点，保护我自己的家庭。我坚持我的决定，因为我不认为婚礼是适合凯罗和基纳拉的地方，我会在他们长大后向他们解释这一点。”

“劳琳和我不停地争论很多事情。我不同意带孩子去参加欧洲杯，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他们来说不安全。”

“我确实感到很糟糕，我希望能让他们都在场，但我知道我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上个月，克洛伊再次感到震惊，一位法官指责劳琳“贪得无厌”，并把沃克当作“无底的支票簿”。

法庭听到，除了每年15万英镑的抚养费外，劳琳还要求为一岁的基纳拉提供价值3.1万英镑的人造草皮球场，以及为她位于萨塞克斯霍夫的七居室豪宅安装价值3.3万英镑的空调。

“最重要的是，六个无辜的孩子是这一切的核心。”

“她被视为坏人，这在某些行为上是有道理的，所以她可能认为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

“人们从一个普通家庭收入的角度来看这件事，会说，‘这是一个可耻的金额。’”

“我并不是在为她的行为开脱，她做了很多让我难以接受和难过的事情。我经常想要发声——如果我保持沉默，人们会批评我不说话。”

“无论我说与不说，都会有人指责我，因为每个人对这件事都有自己的看法。最重要的是，六个无辜的孩子是这一切的核心。我担心人们已经忘记了这一事实。”